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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利率多少 经济与哲学的联姻:从孔子、康德与韦伯的诞辰谈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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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对于汽车行业亦是如此。想要保持品牌的长期发展,除了明确战略目标,还需时刻保持“耐力”。作为代表中国品牌向上的中坚力量,领克尽管刚推向市场不到两年,但深谙此道。在当下的市场大环境下,两年从未动过价格,拒绝以价换量。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、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杰表示:“中国品牌不管多难,必须坚定不移地向上走,因为向下绝对没有出路。”

拒绝“以价换量”,这也意外着要失去一些东西,市场表现会与预期存在一些差距。

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尼山圣境景区孔子雕像 视觉中国 资料图

对思想史而言,今年是个特殊年份,分别是儒家圣人孔子诞辰2575周年,德国哲学家康德诞辰300周年,德国思想家马克斯·韦伯诞辰160周年。

围绕经济和哲学,他们神奇地有着共同关注的话题,且是那种本源性的话题。在他们诞辰之际,如果“起君于地下”,让他们坐在一起开一个研讨会,相信一定会有激烈的思想碰撞。碰撞的结果,至少能回答一个重大问题:中国文化何以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?

文化的核心是哲学,经济学和哲学是社会科学两大学科,向来交集较少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,催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繁荣,在此期间涌现了诸多经济流派,经济分析日益偏重数理和统计分析方法,它们看似更客观、更精确,这与哲学那种讲究抽象和玄思的风格大相径异。经济学和哲学,各自在自己的轨道奔驰,虽然两边阵营偶有人试图借鉴对方学问,但是总体而言,双方交流甚少,可谓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。

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,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建立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,其根本是要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。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物质文明,经济学作为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最重要学科,在逻辑上需要从中国哲学中汲取更多的营养。而哲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,必然要关注人和社会的经济状态。贯通经济学与哲学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是马克思,他的经济理论处处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。而中国经济和中国哲学除了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,还在许多方面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。因此,在当前,中国经济学和中国哲学的联姻是理所当然、势所必然的!

如何联姻呢?打开这个话题恰好可从孔子、康德和韦伯说起。

先谈韦伯(1864—1920)。韦伯是现代西方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,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、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宗教等诸多领域,并有大量著作问世,我们这里谈他的两本名著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《儒教与道教》。

在他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一书中,探讨的问题是,资本主义为何能从西方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?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有诸多解释,而韦伯独辟蹊径,选择从宗教伦理对人的经济行为角度研究。他认为,新教中所蕴含的伦理如节俭、劳动、重视财富积累、强调纪律等,正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,由此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。韦伯以独到的眼光解释了西方资本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作用,该书业已成为经典之作。

但韦伯没有收住笔,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。他仍采用他开创的宗教社会学范式来剖析中国,1915年,他写成《儒教与道教》一书,书中要回答的问题是: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?他的结论是儒家缺乏超越性追求,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适应世界秩序和习俗的俗世道德伦理,无法发展出适应于现代理性经济的资本主义职业人。然而,事实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反,二战以后,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恰恰集中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,为此,学术界开玩笑说韦伯是“最伟大的外行”。

然而,尽管事实上证明韦伯错了,但是并不能说在理论上说服了韦伯。韦伯开创的研究范式是:文化影响道德,道德影响经济伦理,经济伦理影响经济行为。要让韦伯信服,就要从道理上说明,儒家文化是否具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和经济伦理?如果具备,为什么?要回答这个问题,就涉及道德问题。

道德和功利,是指引人们行为的两大重要因素。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一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,他的两本著作《国富论》和《道德情操论》,分别研究人的自利行为和道德行为。后世经济学家抛弃了道德因素,经济学根基奠定在人的自利基础上,即所谓的“理性人”,这实际上是捆住了经济学重要的一条腿——道德之腿,而由“自利”这条腿单跳前行,这一跳,就是三百年。当代部分经济学家试图在经济学中引入道德因素,如利他、互惠、追求平等,即所谓的社会偏好,并且多以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。不过,以实证方法来探求道德,实在是有铁拳打到棉花、有力发不出的感觉。为什么?因为它是以经验解释先验,以形而下解释形而上,以现象解释本体,有本末倒置之感。这其中的道理较深,涉及道德的起源问题。

这就要回到康德(1724—1804)。康德是德国伟大的古典主义哲学家,他关于道德的研究发人深省。康德认为,道德分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,他律道德是不遵守就会受到外界处罚,而自律道德是不遵守就会良心不安,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最深刻的是自律道德。自律道德法则不能从经验建立,不能从范例引申,不能从人的偏好推演,更不能来自上帝,它只能来自人的“自由意志”。自由意志是人的意志所自律的方向,这样的意志是纯善的意志,是纯正的意志,也是最道德的意志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总结康德的论证思路是:由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逼至意志的自律,由意志的自律逼至意志自由的假定。

不幸的是,康德穷追至此,无法进一步说明自由意志的来源,他只能假设当该如此。因此牟宗三一针见血地指出,康德并未真正建立“道德的形而上学”,只是建立起“道德的神学”!那么,超越经验层面,真正阐明道德的起源及价值在哪里?是儒家学说,是孔子(公元前551—前479)。

儒家是成德之教。儒家的道德并非如韦伯所说的俗世道德,而是以道德通本体,以道德通无限:道德源于自本体,故“肫肫其仁,渊渊其渊,浩浩其天”;道德即是中庸之道,即是圣贤之道,故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”;道德承载万有,故“君子以厚德载物”;道德含生生之机,故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;道德富含创造性,故“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德”;道德是人生之所必需,故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”;道德人人可达,故“仁远乎哉,吾欲仁,斯仁至矣”……儒家成德之教即是内圣之道,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。儒家这样精深的义理,自然不为韦伯所理解,他以“儒教”称儒家,误认为中国有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及影响,这正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隔膜。

儒家以德为本的文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极大的规范性,由此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。儒家主张“疾敬德”,表示完善道德一刻也不容迟缓。中华文化价值系统所阐述的经济伦理体现为自律道德,其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很强的规范性。经济行为充满了利益的计算,也是最考验人们道德的领域。儒家反复辨析义利关系和德财关系,告诉人们“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”,在儒家文化影响下,人们如果做了见利忘义、损人利己之事,那么就会感受到良心不安和折磨。为此,人们在经济活动中,常存在一个省察意识,不敢欺于暗室,如同仁堂门口对联所示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,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”,这种精神可以说自古至今比比皆是。

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。如业精于勤、革故鼎新、君子诚之为贵等,会鼓励人们勤俭工作、积极创新、互相信任等,都是现代经济学所揭示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。中华文化推崇的君子型人格是勤俭、好学、深思、诚实、敬业、乐群,这些品德内嵌于人的价值观中,已成为人们的自律道德,这些经济伦理为中国人以及东亚文化圈里的人所普遍接受,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久而强劲的动力。

践仁知天,取义成仁,见利思义,这些成语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,仔细推敲,可以发现一字一学问,一字一境界,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而深刻:“天”对应着本体,而本体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;“仁”对应着道德哲学,且此道德哲学属于源自本体的哲学;“义”是符合仁的行为,它对应着伦理学;“利”对应着经济学。“天—仁—义—利”,从形而上到形而下,从正德到利用,从哲学到经济学,它简明扼要地展现了儒家文化何以可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,即“内圣”开“外王”的逻辑,也说明中国经济与中国哲学联姻是必然的。

如果康德明白儒家道德学问,那么他一定会感叹,儒家成德之教是真正建立起“道德的形而上学”。如果韦伯真正明白了儒家文化中的经济伦理,我想他一定会放松他那标志性的紧锁的眉头股票配资利率多少,而心悦诚服地说:yes, yes!如是,如是!